朱佳木：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初创时
——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之际
　　

胡乔木同志一生对党和国家有过多方面的贡献，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乃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上的贡献尤为突出。这一贡献概括起来说，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奠定了中国社科院的办院基础，二是提出了中国社科院的办院方针。
　　一
　　我是1977年11月作为乔木同志的秘书，随他一起到中国社科院的。为了弄清情况，他和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邓力群同志商定，先用一个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其实，他作为国务院政研室的负责人，在1975年曾分管过中国社科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工作，所以对那里情况并不陌生，心中早就有一个基本估计，认为学部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被“四人帮”控制的单位。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他对这一看法更加胸有成竹了。1977年12月，中国社科院借公安部礼堂召开了建院后的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利用这个机会，他就中国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方针问题发表了讲话，提出要把账算到林彪、“四人帮”头上，在群众中不要再纠缠历史旧账;要把揭批“四人帮”与业务结合起来，拿出一批具有马列主义高水平的批判文章;要思考和用实际行动回答全国工农业生产、自然科学研究上去了，社会科学研究怎么办的问题，把缺的课补上，用优良成绩向党和人民献礼。
　　1978年2月下旬，中国社科院在乔木同志提议下又用四个半天时间召开了社会科学界著名学者批判“四人帮”制造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这个会在当时“两个凡是”方针占据上风的情况下，产生了十分积极的社会效果。他为这个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还鲜明指出：中国社科院要把揭批“四人帮”运动进行到底，但在1978年第一季度要告一段落，把精力转到科研工作上来。
　　二
　　在正确解决中国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方针问题后，摆在乔木同志面前的又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把业务工作拉回到原来轨道，使之适应新的形势得到更大发展。考虑到时逢年底，各单位都要上报下一年度的经费需要，以便纳入国家建设计划和财政预算，他不等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启用，便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迫不急待地以中国社科院临时领导小组名义向国家计委先行上报了“三年规划的初步设想”。这个“设想”是在各研究所规划尚未制定、院领导班子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由他自己草拟的。但即便如此，也足以看出他胸有成竹、高屋建瓴的气势;其中许多设想，也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例如，他提出要在今后三年编写出一批各个学科的基础性著作和工具书，包括研究外国政治、经济以及经济学、文学、史学、哲学等流派的专著;要筹备建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苏联、美国、日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西欧、中国现代史、经济数学方法(即后来说的数量经济学)等14个新研究所;要成立辞书编辑机构，恢复经济学、哲学、史学、法学等学会，恢复和创办一批刊物;要新建科研用房、职工宿舍和学术报告厅，等等。他还提出要利用院内学者资源，每年为国家培养500到1000名研究生;要在现有基础上，把中国社科院人数翻两番。后来，这些基本都实现了。
　　乔木同志到任后，对上报的“初步设想”又作了补充完善，进行了补报。在前面提到的中国社科院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上，他号召各研究所要抓紧制定三年科研规划和八年工作设想。事隔20天，未等大家喘息，他又召开了中国社科院制定科研规划的动员大会。那次会是借商务印书馆的礼堂召开的，他到会讲话，详细阐述了中国社科院三年规划和八年设想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他指出：规划中要包括拟新建的研究机构，拟恢复、充实和新建的学科，拟完成的重要课题和基础性著作、工具书，以及队伍建设和后备队伍的培养;制定规划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切实可行，要有远大理想又要有实际的基础;要把中国社科院的规划与全国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规划配合起来考虑，无论中国社科院还是全国的规划都要力求跟整个国家的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经济建设等各方面事业相适应。与前面说的那个“初步设想”相比，他在讲话中又提出了不少新的设想。例如，在拟建的新研究所中，提到了政治学所、社会学所，以及工业、农业、财贸等经济方面的研究所;还提出要尽早举行全国性的分学科的规划会议，然后把这些规划综合起来，以便为制定全国的规划做准备。
　　会后，乔木同志起草了《八年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并亲自动手修改了新的编制报告，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草案中提出拟新建的研究所和编辑处总共有40多个，一个前几次都没提到的所是世界政治研究所(“学部”原来只有世界经济研究所)。这些设想后来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在党中央支持和各方面努力下，毕竟或新建或由外单位转入了18个研究所。此外，在他的支持和提议下，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被停办的所有刊物，还创办了院刊《中国社会科学》，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郭沫若纪念馆。即使后来辞去中国社科院院长职务，他仍积极提议和努力，使中国社科院的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由中国社科院行政代管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得以成立。这些新单位与原有机构共同铸成了中国社科院的框架，基本形成了中国社科院延续至今的规模。
　　为了开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根据乔木同志的建议，中国社科院于1978年6月上旬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来京，借中央党校的房子召开了全国规划会预备会的筹备会;又于同年9月借首都剧场召开了全国规划会的预备会。这两次会，他都出席并讲了话。在这两个讲话特别是后一个讲话中，他着重阐述了社会科学对于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大作用，强调制定规划要不怕艰险，敢于坚持真理;论述了规划应达到的十项目标，如研究成果应该对重大的社会科学理论与现实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对世界学术作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特有的贡献;规划中应该包括编写出一套社会科学的基本教材和各种基本的工具书，填补研究的空白;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基本国情调查;规划应该包括科研队伍和领导班子的整顿，以及后备力量的培养;应该做好社会科学的普及和国内外资料、情报的收集和翻译工作，等等。由于乔木同志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了规划这个“牛鼻子”，很快就把中国社科院这潭“死水”搅活了。
　　三
　　在规划制定的同时，乔木同志十分注意抓规划的落实工作。在他提议和指导下，中国社科院的科研计划局、规划联络局、人事局、外事局，以及院刊、出版社、研究生院等一批院直属机构相继建立，中国社科院对内对外的学术交流也得以迅速开展。他对毛泽东思想基础、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三部书的写作，对院刊《中国社会科学》和研究生院的创办，投入的力量最大。为了确定那三本书和院刊的主编，以及研究生院的领导人选，为了给写作班子和研究生院找临时落脚的地方，他反复找人谈话，还亲自选择地点、查看房屋，出面请求有关部门支持。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稿子上不上，他要和有关同志一再商量，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为了一个考生能否被研究生院录取，他也要亲自过问。
　　在抓规划的同时，乔木同志还着重抓了制度建设。他设想，今后全院要分为院、学部、研究所三个层次。在院一级设党组或党委，建院务会议、院长会议和秘书长办公会议制度。在国家批准建立院士制度前，先设院学术委员会，作为院的最高权力机构。从当时情况出发，他曾考虑设立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国际政治、政治与法律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八个学部，协助院长分工领导若干关系较为密切的研究所，确定所属学科的研究方向、重要课题，指导和评价研究业务及成果，协调友邻学科的交叉与合作，开展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所一级学术委员会负责制定并实施科研规划，培养、考核、提升、任免、调动研究人员，建立或撤销研究室、研究小组。研究所要按照科研计划开展工作，个人计划要纳入集体计划。对研究人员要实行经常考核，可采取一年一聘的制度。这些设想有些当时就已实现，成为中国社科院现有制度的核心，如院一级设立院党组、院务会议、院长会议、秘书长办公会制度，所一级设立所学术委员会等;有些当时虽未实现，但以后还是实现了，如在院和所之间设立学部等;有些虽未完全实现，但已部分实现或处在实现的过程中，如研究人员的考核、提升、任免、调动由所学术委员会研究实施，并实行一年一聘等。在他促进下，中国社科院很快恢复了学术职称评审制度，国家还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立了学位授予制度，并设立了以他为主任委员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这两项制度对于中国社科院乃至全国学术界的正规化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
　　在奠定中国社科院办院基础方面，让乔木同志投入精力最多的另一件事，是搭建院所两级领导班子和充实科研队伍，尤其为配备所局级领导班子耗费的精力更多。他首先是从院里“挖”，比如考古所的所长夏鼐、语言所的所长吕叔湘、近代史所的所长刘大年、宗教所的所长任继愈、外国文学所的所长冯至等，原来都是“学部”的老人。院里实在“挖”不出来，他就从院外调，比如情报所的所长鲍正鹄等。遇到有的著名学者想集中精力做学问，不愿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他还要登门拜访，当面“说项”。
　　对人才队伍的壮大，乔木同志也十分关心。每当从杂志上看到好文章，他总要打听作者情况，看看工作是否适得其所。有一次，他从《哲学研究》上看到一篇关于《易经》的文章，感到写得很好，便通过杂志编辑部了解，听说作者是地方一个街道工厂的工人，便提出把他调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或大学。后来几经周折，这位同志总算调入了大学，现在早已成了知名学者。
　　五
　　乔木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尤其表现在他为知识分子特别是知名学者解决科研条件与生活困难的问题上。原学部的物质条件本来就不好，“文化大革命”中又被迫交出三万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和宿舍，加上建院初期机构和人员有较大增加，令尽快把科研及各项工作搞上去的要求与客观条件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对此，乔木同志主持院领导班子积极研究对策、提出方案，争取上级和各方面的支持。为了使情况了解得更具体，他亲自到科研人员居住的宿舍楼视察，并到一些居住条件恶劣的老学者家中访问，然后动笔起草和修改给邓小平、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在他的努力下，仅1978年当年，中国社科院就被批准追加了6万多平方米的基建指标，并得到5000平方米的前三门大街统建住宅楼。中国社科院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高十五层的科研大楼，约4000平方米的研究生院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约20万平方米、3000余套的科研人员宿舍楼，都是那个时期破土动工或批准立项的。另外，那一时期，中国社科院的行政经费增加了十倍，并设立了面向全国的社会科学基金，既改善了中国社科院自身的科研条件，也推动了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六
　　从乔木同志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院长，到他因在中央工作的担子越来越重而决意辞去院长职务，总共四年多时间。在这四年里，中国社科院比起“学部”时期，研究所增加了一倍多，达到32个;科研人员(不含行政人员)增加了一倍多，达到2300人;期刊增加了近两倍，达到65种;经费、办公条件、住宅面积等物质条件或得到很大改善，或为改善奠定了基础。但我认为，乔木同志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为中国社科院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办院方针，并使这一方针成为了中国社科院不灭的灵魂，以至中国社科院在他走后，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产生了一本又一本巨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者，作出了一个又一个贡献。
　　关于中国社科院的办院方针，乔木同志在不同场合曾作过这样和那样一些表述，但总的思路，我理解就是要把中国社科院办成马克思主义占指导地位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使之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忠实得力的参谋和助手。围绕这个方针，乔木同志就一些重大关系问题作过大量深刻而精辟的阐释。对此，我把它们归纳为以下四点。
　　1.关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解放思想的关系。乔木同志指出：中国社科院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机关，因此，马克思主义应该占领导地位;中国社科院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因此，也不应当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具体讲，第一，中国社科院必须把系统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写出科学的有创造性的理论水平较高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专门著作;第二，中国社科院必须对社会科学各领域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马克思主义的解答;第三，中国社科院的党员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应该在行动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去做，表现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他还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旧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偏离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向导，而不能成为研究的终点。我们不能停止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书本上，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人类的新经验、新知识作出总结，寻求和过去时代不完全相同的答案。同时，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门科学，它就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体系，需要不断向前发展，需要不断用其他科学提供的新成果，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才能在各门科学研究方面保持指导地位。再者，不能要求所有著作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没那么密切，只要它的研究成果确有创见，有学术价值，就是社会所需要的，就会对人民有用处。
　　2.关于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与独立研究的关系。乔木同志指出：中国社科院是党和政府忠实得力的助手，应该在根本的政治立场上、政治路线上同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这与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要求是两码事，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它们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具体化。关于这个问题，他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政治与学术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当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应当把政治问题当成学术问题。学术问题不能用政治干预的办法解决，而应通过实行“双百”方针的办法解决。政治性的问题，尤其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哪怕是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出现，也不能允许公开发表，相反，还要同它进行坚决斗争。要求在任何问题上都“舆论一律”是不对的，但不能由此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舆论在任何问题上都应该是不一致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抽象的言论自由，如果允许任意发表反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原则、政治制度的言论，我们的社会就会四分五裂，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会落空。第二，不能把学术为政治服务理解为学术要屈从于政治需要，不能为了政治的一时需要而违背科学精神、篡改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在当今时代，学术不仅不能脱离政治，而且在特定条件下还要与政治的要求协调一致。就是说，学术要通过自己新的研究成果为政治提供科学的依据，从而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所谓做党和政府的助手，并不意味着要做应声虫，而是要把用科学家的良心和毕生心血取得的科研成果贡献给党和政府。第三，政治问题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学术问题，这指的是在政治被当成学术研究对象的时候。比如，党的领导应当怎样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具有哪些特点，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应当是什么样的，等等。这些都可以研究，可以讨论。其中有充分科学论证、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研究成果，也应当有公开发表的自由。
　　3.关于把现实问题作为研究重点与加强基础研究的关系。乔木同志认为这个关系，本质上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概况起来也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科学研究的天地很广阔，需要有主流。在社会科学领域，主流应当是重视对当代最迫切问题的研究。中国社科院必须把研究现实问题摆在整个研究工作的首位，加强直接应用部分的研究。社会科学不是不能应用的，它必须应用，而且基本上是为应用而存在的。现代化建设中有大量现实问题需要社会科学去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有些还会发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为生产服务。我们要用科学研究证明，社会科学对现实社会可以产生直接的效果。如果社会科学不把解决直接应用的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就会发生中国社科院要这么多人出这么多书，究竟对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的问题。第二，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决不是要取消或削弱基础理论研究。相反，各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当加强。像文、史、哲等学科的深入研究，不仅会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而且会对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产生直接影响，这也是为现实服务。关于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应当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加以具体化，不能用狭隘的简单化的尺度去衡量。不可能所有学科问题的解决，都会对现代化建设直接有用。如果各学科的基础研究很薄弱，文、史、哲等非直接应用的学科得不到发展，连基本功都很差，我们国家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为现代化建设直接服务的任务也不可能完成得好。第三，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现实问题时，哪怕是最实际的问题，例如进行企业或农村调查，也不要忽略理论上的探讨和阐释。同时，在研究基础理论问题时，哪怕是最抽象最古老的问题，例如研究哲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或史学的人类早期文明问题，也要注重把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实际中去，用这些成果为人们掌握人类认识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而服务。
　　4.关于著书立说与培养人才的关系。乔木同志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著书立说。他倡议推出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希望各研究所都能树立雄心壮志，写出多卷本的大规模的著作，推出与时代相称的产品，为祖国为人类作贡献。他所主持编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他所建议编辑的《当代中国》丛书，便是这方面的两个杰出成果。同时，他认为中国社科院绝不能忽略对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特别是要注意发现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为他们深造提供必要条件。为此，他提出要扩大研究生院的招生规模，多派出国留学生和进修生，让青年研究人员做老专家的助手，每周拿出一天学习专业等一系列措施。
　　乔木同志为中国社科院制定的办院方针以及对这一方针的全面阐释，构成了他办院思想的主体。建院40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思想完全符合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中国社科院的实际，因此，其基本精神一直为乔木同志卸任后的历届领导班子所认同和坚持，已成为中国社科院传统的主流。现在，乔木同志离开我们有25年之久了，但他为创建中国社科院所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已经融入中国社科院这座大厦之中，而且随着历史长河的延伸必将愈益显示出它们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曾任胡乔木同志秘书